新中国成立之初，腐败现象悄然滋长并逐渐蔓延。1951年底，刘青山、张子善东窗事发露出的只是冰山一角……

　　各地报告120万干部落马

　　就在反映刘青山、张子善案特急电报的前10天，1951年11月1日，毛泽东接到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的报告，这是有籍可查的第一份直接反映党内腐败现象的报告，称沈阳市仅在部分单位中就揭发出3623人存在贪污行为，东北区贸易部检举和坦白的赃款高达5亿元人民币（旧币）。

　　紧随东北局之后，来自西南局、北京等地也相继向中央递上了类似的报告。国内著名反腐专家、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说：“一系列这样的一种报告打过来，我们就看到有一批的党员干部落马，当时是120万，数目是相当惊人的。”

　　张刘案促成全国“三反”

　　面对来自各地的报告，毛泽东异常地焦虑。当时的反腐模式主要是依靠干部自律。解放后毛泽东在湖南老家的亲属不断地向他写信，希望帮助解决工作、读书的问题，有的甚至要求得到一官半职，但毛泽东一律婉言谢绝，他给亲属回信：“我是国家主席，不是毛家主席，只考虑自己的亲属，那么我这个主席就当不成了……”

　　眼见廉洁自律的思想教育已难以奏效，1951年12月1日，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开展“三反”运动，就在11月29日，张子善被逮捕，12月2日，从国外参加会议回来的刘青山被逮捕，可以说正是刘青山、张子善案件促成毛泽东下决心将在东北地区进行的“三反”运动扩大到全国范围。

　　“开除400万党员还有180万”

　　毛泽东公开表态，“三反”运动是坏人好人一起整，好人整了之后可以更好，坏人有多少反多少，开除400万党员还有180万，在所不惜。

　　据统计，在“三反”运动期间，全国共揭发出贪污分子和有贪污错误的人120多万。

　　“那时候腐败大多是小打小闹，大贪污犯很少出现。”反腐专家、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黄苇町说。1959年安徽凤阳县六级干部会议的材料显示，在该县查出的“问题”干部中，662人共贪污39004元，每人不到59元；962人共挪用公款41788元，人均约43元；占小便宜的377人共占了2113元，每人不足6元；而铺张浪费的734人共浪费了729元，人均不到1元。